我纵容情人对妻子泼开水,她没哭没闹包扎好伤口。一个月后我家族...
周家每月一次的家宴，我坐了三年。从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摆筷子，到后来闭着眼都知道哪道菜该放谁面前。周国良坐主位，右手边是周衍，左手边空着——那是老太太的位置，她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，从来不坐。我坐周衍旁边。林蔓坐我旁边。
今天的菜单是清蒸鲈鱼、红烧肉、白灼虾、蒜蓉西兰花，还有一盆老鸭汤。老太太从早上就开始忙。我帮她摆了筷子。林蔓坐在周衍右手边，不是她该坐的位置。周国良看了一眼，夹起一块红烧肉。老太太把清蒸鲈鱼放在林蔓面前，说“小林多吃点”。我面前是一盘蒜蓉西兰花，凉了。
林蔓站起来敬酒。她今天穿了一件香槟色真丝衬衫，和我的那件一模一样。我去年生日自己买的，三千二。她端着酒杯，敬周国良，敬老太太，敬周衍。没敬我。经过我身边时，她的高跟鞋崴了一下。手里的杯子倾斜。
那是一杯白开水。她特意让服务员倒的。“我不喝酒，给我白开水。”服务员问凉的还是热的。她说越热越好。
水泼在我左手臂上。真丝衬衫冒出一小股白汽。
我低头。手臂上的皮肤从粉色变成红色，然后起了水泡。一个一个，从皮肤底下鼓起来，亮晶晶的，像雨后的蘑菇。最大的那颗有指甲盖大小，颤巍巍的，随时会破。
饭桌安静了。老太太“哎呀”了一声。周国良放下筷子。周衍坐在原地，手里还端着酒杯。林蔓捂住嘴，眼睛弯着。
“姐姐对不起！我不是故意的！”
我没叫，没哭。站起来，椅子腿蹭过地板。走向洗手间，打开水龙头。冷水冲在烫伤处，疼得太阳穴突突跳。我咬着嘴唇内侧。水柱打在手臂上，水泡破了，透明的液体顺着小臂流下来，混进冷水里。
镜子里，我看见自己的脸。苍白。嘴唇上咬出了血印。
门开了。周衍进来。
“念念，蔓蔓她不是故意的。你别跟她计较。”
我从镜子里看他。
“你信吗。”
他转开视线。
“她就是毛手毛脚的。”
我关掉水龙头。手臂上的水泡已经连成片了，破掉的地方露出粉红色的嫩肉。我从他身边走过。门口，林蔓靠在门框上，嘴角那颗痣微微上翘。
“姐姐，需要我陪你去医院吗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不用。你陪他吧。”
我拿了包，下楼。
社区医院的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剪着短发。她用棉签轻轻碰了碰水泡边缘，镊子尖冰凉。
“怎么烫的。”
“开水。”
“家里没烫伤药？”
“没来得及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。清创，涂药，缠纱布。水泡全破了，纱布贴上去的时候粘住嫩肉，她动作很轻。包扎完，她摘下手套。
“隔天来换药。不要沾水。会留疤。”
她把开好的单子递过来，没松手。
“姑娘。开水烫的伤，我见过很多。大部分是意外。你的不像。”
我把单子抽出来，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“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
走出诊室，手臂上的纱布白得晃眼。我站在社区医院门口，太阳很大，晒得纱布下面的伤口一跳一跳地疼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叫“账”的文件夹。
里面有两百多份文件。从两年前开始存。第一份是周衍签字的虚假报销单，摘要写着“办公用品”，实际是一块表。林蔓戴着的。我把今天的日期记在备忘录里，然后给周衍发了一条微信。
“我在社区医院。烫伤处理完了。”
他回了三个字。
“那就好。”
我把手机放回口袋。纱布下面的水泡破口开始结痂，痒。我没挠。
1.
我嫁进周家那年二十五岁。
父亲是小镇税务所的科员，打算盘打了一辈子。母亲在我大四那年走了，肝癌。她走后父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客厅墙上挂着她照片，黑白，扎两条辫子。我每次回去都看见他在照片下面坐着，不开电视，也不看书。
我和周衍是实习时认识的。周氏集团财务部，我坐最后一排，他偶尔来财务部找他父亲，经过我工位时会点一下头。有一次我加班对账，他回来取落下的车钥匙。看见我面前摊开的凭证，凑过来看了一眼。
“这么晚还不走。”
“这笔账不平。”
“差多少。”
“三块六。”
他笑了。左边嘴角比右边高一点。
“三块六，我补给你。”
“不是钱的问题。是账的问题。”
他没说话。靠在工位隔板上看我找那三块六。找到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，是一笔银行手续费漏记了。我把账本合上，抬头发现他还在。
“找到了？”
“找到了。”
“那走吧。我送你。”
那晚他开一辆黑色奔驰，副驾驶座椅是真皮的，坐上去有股新车的味道。车停在我租的小区门口时，他没熄火。
“宋念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跟我见过的女孩子不一样。”
我下车了。关上车门时从车窗看见他的脸，被仪表盘的光映成暖橙色。后来他追了我半年。不是送花送包那种追，是每天下班来财务部等我，什么也不说，就坐在我工位旁边看手机。同事开始窃窃私语，财务总监找我谈话，说“小宋，周总的儿子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怎么想的。”
“我想把账做完。”
财务总监是我父亲的老同学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摘下眼镜擦了擦。
“你比你爸还倔。”
我和周衍的婚礼在第二年秋天。周家包了整个酒店，宴开八十桌。我父亲从老家赶来，穿了一件新买的深蓝色西装，袖口吊牌没剪。他在主桌坐着，旁边是周国良。周国良敬他酒，他端起来，手有点抖。
“老宋，你养了个好女儿。”
“周总客气。”
“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念念在我这儿，你放心。”
父亲把酒喝了。喉结滚动了一下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喝酒。
婚后周国良让我不用去公司了。“周家的媳妇，不用抛头露面。把家照顾好，比什么都强。”周衍在旁边点头。我没说话。
第二天我去财务部办了交接。财务总监把离职单递给我，我签了字。笔放下来时在纸上滚了一下。
“小宋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爸昨天散席后跟我说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，是没让你去考税务师。”
我把自己的茶杯收进纸箱。
“不晚。”
他送我到电梯口。电梯门关上时，我看见他站在原地，眼镜片反着走廊灯的光。回到家，周衍已经把次卧改成了我的衣帽间。柜子里挂满了他买的衣服，吊牌都没剪。
“以后你就在家。想买什么买什么。”
他站在衣帽间门口，笑得左边嘴角比右边高一点。我拿出一件香槟色真丝衬衫。吊牌上写着三千二。
“这件我自己买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你买的，尺码不对。”
他没说话。那件衬衫是他买的那些里唯一一件我穿过的。尺码确实不对，肩线宽了一指。但我穿了一个秋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他买的。是林蔓挑的。
2.
林蔓是婚后第二年出现在周衍办公室门口的。
我去公司给他送落在家里的合同。他办公室门关着，百叶窗没拉严。我从缝隙里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他办公桌对面，穿香槟色真丝衬衫，和我那件一样。她说话时把头发别到耳后，露出耳垂上的小钻。
“周总，这份报销单需要你签字。”
她叫他周总。但语气不是下属对上司。是把“周总”两个字含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再吐出来。
我敲门。周衍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
“进来。”
门推开。林蔓转过头。她嘴角有一颗痣，很小，说话时会跟着动。她看见我，站起来。
“这位是——”
“我太太。”
“宋姐好。我是林蔓，周总的新秘书。”
她把“新”字咬得很轻。我点了一下头。周衍从她手里接过报销单，翻开，签字。沙沙沙。我看了一眼那张报销单。摘要栏写着“办公用品”，金额六万八。
“什么办公用品这么贵。”
周衍的笔顿了一下。
“电脑设备。”
“六万八的电脑设备，没有采购合同吗。”
林蔓接过话。
“宋姐真细心。合同在我那儿，回头我拿给你看。”
她笑着，嘴角的痣往上翘。我没再问。合同后来没有给我看。那张报销单的复印件，三个月后出现在我的“账”文件夹里。不是电脑设备。是一只爱马仕的包。林蔓背过。我在周衍的车载记录仪里听到过她和闺蜜的语音。“这个包周总送我的，六万八。”“他老婆不会发现吧？”“发现了又怎样，她又不管账了。”
她说得对。我不管账了。但我没说我不会查账。
那天晚上，周衍回来得很晚。我坐在客厅，没开电视。车灯从窗户扫进来时，茶几上的茶杯晃了一下水面。他进门，钥匙扔在玄关盘里，当的一声。
“还没睡。”
“那张报销单，林蔓拿合同来了吗。”
他换鞋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拿了。放公司了。”
“我想看看。”
他直起腰。玄关的灯在他背后，脸是暗的。
“宋念，你现在又不在公司上班了。操这些心干什么。”
他走进卧室。门没关。我听见他打开衣柜，又关上。水龙头的声音。然后安静了。
我坐在沙发上。左手臂搭在扶手上，窗外的路灯光照进来，落在小臂内侧。那里还没有疤。我把茶几上的茶杯端起来，水凉了。喝完，打开手机，新建了一条备忘录。
“6月15日。办公用品，六万八。无合同。”
那是“账”文件夹里的第一份记录。
3.
林蔓第一次来家宴，是婚后第二年的中秋节。
周国良让她来的。说“小林一个人在北京，过节怪冷清的”。老太太多摆了一副碗筷。座位原本是我旁边，但林蔓进来时，周衍站起来，把他旁边的椅子拉开。
“坐这儿。”
她坐下了。穿着那件香槟色真丝衬衫。
那天晚上我洗了碗。老太太要帮忙，我说不用。水龙头开着，温水冲过碗碟，洗洁精的泡沫被冲掉，露出瓷底的花纹。林蔓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，她在讲一个什么项目，周国良在笑。周衍也在笑。
我把最后一个盘子竖在沥水架上。水珠顺着盘沿滴下来，落在不锈钢槽里，答，答，答。擦干手，走进客厅。林蔓坐在我的位置上，周衍在给她剥橘子。白色的橘络一条一条撕下来，放在纸巾上。他从来没给我剥过。
我站在客厅入口。没人注意到我。周国良在看手机，老太太在打瞌睡，周衍把剥好的橘子递给林蔓。她接过去，指尖碰了一下他的手背。
我先回了房间。坐在床边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月亮很圆，中秋节。手机震了。父亲发来一张照片，是老房子客厅的供桌。母亲的遗照前面摆着月饼、柚子、一炷香。香灰落了一小截在桌面上。
我回了一条。
“爸。中秋快乐。”
他秒回。
“念念。你快乐吗。”
我没回。月光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地板上画了一条白线。我把手机放在那条光线上，屏幕慢慢暗下去。客厅里传来林蔓的笑声。
我关掉手机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去银行开了一个保险柜。把结婚证、婚前财产公证书、母亲留给我的存折，放进去。柜门关上时，金属碰金属，闷闷的一声。钥匙贴肉挂着，凉的。
4.
我开始存证据，是从那张六万八的报销单开始。
周衍的办公室钥匙我有一把。他给的，说“你随时可以来”。他忘了。每周三下午他去打球，办公室空着。我挑那个时间去。第一次去，心跳得很快。刷卡，门锁弹开，我闪进去，关门。百叶窗拉下来，外面的走廊看不见里面。
他的文件柜没锁。报销凭证按月份归档，牛皮纸封面，黑字写着日期。我从最早的一个月开始翻。六万八那张，摘要写“办公用品”，附件只有一张发票，没有采购合同，没有入库单。发票背面有周衍的签字，向右倾斜。我把这一页放在复印机上，盖子压下去，绿光扫过。复印件从侧边吐出来，还热着。
第二次去，我找到了更多。林蔓的差旅费报销，头等舱，五星酒店。她在周氏没有出差记录。她的岗位是秘书，不需要出差。我把这些也复印了。
第三次，我找到了合同。周氏和一个叫“蔓林商贸”的公司签的咨询合同。金额一百二十万。我查了这家公司。法人代表是林蔓的母亲，注册地址是她老家县城的菜市场旁边。我打电话过去，电话里是水产批发市场的背景音，氧气泵突突突地响。有人接起来，说“找谁”。我说找林总。对方说“什么林总，这里是卖带鱼的”。
我把电话录音了。
后来我不再去他办公室。周衍偶尔会把文件带回家，放在书房。他睡着以后，我用手机拍照。闪光灯关掉，屏幕亮度调到最低。每一张都拍得很慢，确保边缘清晰。拍完，传进电脑，按日期编号。001，002，003。最开始只有几张，后来装满一个文件夹。再后来，装满一个硬盘。
有一次差点被发现。他在书房加班，我送茶进去。屏幕上是他和林蔓的聊天记录。他没来得及关。我看见最后一条是林蔓发的——“你老婆什么时候睡”。我把茶放在桌上。他用手掌盖住手机屏幕。
“谢谢。”
我出去。门没关严。从门缝里看见他把手机翻过来，屏幕朝下扣在桌上。
那晚我躺在床上。他洗完澡出来，在我旁边躺下。呼吸慢慢均匀。我睁着眼睛，天花板上的烟雾报警器闪着小红点，一秒一次。我数到三百。然后起床，打开电脑。把今天的聊天记录截图存进去。编号067。保存。合上电脑。窗外天快亮了。
5.
家宴还在继续。每个月一次，像某种仪式。
林蔓不再坐我旁边了。她坐周衍旁边，我坐周衍对面。隔着桌上的转盘，每次转到我面前的是凉菜。拍黄瓜、凉拌木耳、蒜泥白肉。蒜泥白肉的蒜放得很多，冲鼻子。我不吃蒜。老太太知道。她每次都把那盘蒜泥白肉放在我面前。
有一次我试着把它转走。林蔓的筷子伸过来。
“宋姐不爱吃蒜啊？我都不知道。”
她把蒜泥白肉转回我面前。
“多吃几次就习惯了。”
周衍在剥虾。他把虾剥好，蘸了醋，放在林蔓碗里。虾壳在他手边堆成小山。老太太从厨房端出一盆汤，萝卜排骨，热气腾腾。她把汤放在林蔓面前。
“小林，喝汤。煲了一下午。”
林蔓舀了一碗。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
“阿姨煲的汤真好喝。”
老太太笑。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。
我面前的米饭凉了。米粒表面结了一层硬皮。我夹起来，塞进嘴里。凉的米粒在舌头上化开，没有味道。周国良一直在看手机，头都没抬。
那天回家，周衍心情很好。等红灯时手指在方向盘上敲着节拍。车载音响放着一首老歌，他跟着哼了两句。我坐在副驾驶，车窗外的城市在往后退。路灯一盏一盏掠过。
“衍。”
“嗯。”
“林蔓来家宴，是你叫的还是爸叫的。”
他的手指停了一下，又开始敲。
“谁叫的不都一样。她一个人在北京，怪可怜的。”
“她是本地人。她妈在老家卖水产。”
红灯变绿。后车按喇叭。他踩油门，车往前窜了一下。
“你查她。”
“她的入职资料在系统里。谁都看得到。”
他没再说话。剩下的路程两个人沉默着。车窗上凝了一层雾气，外面的光晕成模糊的一团一团。到家，他先进去洗澡。我坐在玄关的换鞋凳上，解开鞋带。左脚的鞋带打了死结，解了很久。水声从浴室传出来，哗哗的。我把鞋子放进鞋柜。最里面有一双细跟高跟鞋，不是我的。酒红色，鞋底几乎没磨损。我拿起来看了看，放回原处。
第二天，那双鞋不见了。周衍说是同事落下的。我没问是哪个同事。
6.
泼水那天是七月十四。周六。老太太前一天打电话来，让回去吃饭。“你爸买了只老母鸡，我炖了一上午。”她在电话里的语气比平时热络。我没多想。
到的时候是下午六点。厨房里飘出鸡汤的味道，浓的，油的。老太太在灶台前忙，围裙系得很紧。我进去帮忙，她把我往外推。“不用不用，你去陪小林说说话。”小林在客厅，坐在周衍旁边，腿搭在茶几上，脚踝上是一条玫瑰金脚链。她换了新的指甲色，酒红色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。老太太把鸡汤端出来，金黄色的油花浮在表面。她看了一眼客厅方向，压低声音。
“小林这人，嘴甜。”
我没接话。老太太把汤放在桌上。
“嘴甜的人，待不长。”
她转身回了厨房。围裙带子在背后系了一个歪的蝴蝶结。
家宴开始。清蒸鲈鱼、红烧肉、白灼虾、蒜蓉西兰花，中间是那盆老鸭汤。我面前是蒜蓉西兰花。老太太把鲈鱼放在林蔓面前。周国良夹起鱼肚子，放进林蔓碗里。
“小林多吃点。看你瘦的。”
林蔓笑着接过去。筷子夹开鱼肉，热气冒出来。
林蔓站起来敬酒。她的高脚杯里是白开水。我注意过，她每次家宴都喝白开水。不是不能喝，是不喝。她说酒精过敏。敬到周国良时，她弯腰碰杯，杯沿比他低半寸。敬到老太太时，她说“阿姨辛苦了”。敬到周衍时，杯沿碰了杯沿。没有低。
然后她经过我身边。香槟色真丝衬衫擦过我的手臂。高跟鞋崴了一下。水杯倾斜。
开水。
水泼上来的那一刻，我听见真丝面料遇热收缩的嘶嘶声。很小，像什么东西在叹息。然后是疼。不是尖锐的疼，是钝的，像有人用烧红的铁棍贴着皮肤慢慢碾过去。皮肤从粉变红，从红变白，然后起泡。
一个一个，从皮肤底下鼓起来。最大的那颗有指甲盖大小，颤巍巍的。
饭桌安静了。老太太“哎呀”了一声。周国良放下筷子。周衍坐在原地，手里还端着酒杯。林蔓捂住嘴。
“姐姐对不起！我不是故意的！”
她的眼睛在笑。嘴角那颗痣往上翘。
我站起来。椅子腿蹭过地板。走向洗手间。门没关严。冷水冲在烫伤处，水泡破了。从镜子里看见周衍进来。他的脸出现在我肩膀后面。
“念念，蔓蔓她不是故意的。你别跟她计较。”
我从镜子里看他。
“你信吗。”
他转开视线。
“她就是毛手毛脚的。”
我关掉水龙头。水泡的液体流到指尖，滴在地砖上。
“周衍。我嫁给你三年。你剥过橘子给我吃吗。”
他的喉结动了一下。
“你说这个干什么。”
我抽了一张纸巾，把手指擦干。从他身边走过。门口，林蔓靠在门框上。她的指甲是新做的，酒红色。
“姐姐，需要我陪你去医院吗。”
我看着她。
“不用。你陪他吧。”
我拿了包。下楼。
7.
社区医院的夜班医生姓陈。短发，五十多岁，指甲剪得很短。她用棉签碰了碰水泡边缘。
“怎么烫的。”
“开水。”
“家里没烫伤药？”
“没来得及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。清创。水泡全破了，纱布贴上去时粘住嫩肉。包扎完，她摘下手套。
“隔天来换药。不要沾水。会留疤。”
她把单子递过来，没松手。
“姑娘。开水烫的伤，我见过很多。大部分是意外。你的不像。”
我把单子抽出来。
“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
走出诊室，我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一会儿。手臂上的纱布白得晃眼。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，抱着孙子打点滴。孩子睡着了，睫毛很长。老太太用蒲扇给他扇风，一下一下。她看了一眼我的纱布。
“烫着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疼吧。”
“不疼。”
她把蒲扇换了一只手。
“烫伤最疼了。我年轻时烫过，整条手臂。现在阴天还痒。”
我没说话。点滴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落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“账”文件夹。编号001，六万八的报销单。一直翻到最新的，昨天的日期。周衍签字的合同，和周国良批复的用款申请。两百多份。
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。名字叫“举报”。
把文件拖进去。一份一份，按日期重新编号。从001到237。老太太的孙子醒了，哭了一声又睡过去。点滴打完了，护士来拔针。孩子皱了一下眉头，没醒。老太太抱着他站起来，冲我点了一下头。
“姑娘。天快黑了。早点回去。”
她走了。走廊里只剩我和那排空椅子。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。我把手机放进口袋。纱布下面的伤口开始结痂，痒。我没挠。
走出社区医院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路边有个卖烤红薯的，铁皮炉子里的炭火红彤彤的。我买了一个。摊主用报纸包好递过来，烫得我换了好几次手。剥开皮，金黄色的薯肉冒着热气。咬了一口，甜，烫舌头。
手机震了。周衍。
“在哪儿。我去接你。”
我咽下那口红薯。
“不用。我自己回去。”
“念念——”
“我包扎好了。隔天换药就行。会留疤。医生说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“留疤怕什么。我不嫌弃。”
我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。
“周衍。那件衬衫。香槟色那件。是你买的吗。”
他沉默了。
“是。”
“尺码不对。肩线宽了一指。”
电话里只有他的呼吸声。然后挂断了。我站在垃圾桶旁边，把最后一口红薯塞进嘴里。炭火气冲进鼻腔，呛得眼眶发酸。我把红薯皮上沾着的最后一点薯肉刮干净，扔了。
8.
回到家时，周衍已经在了。
玄关的灯没开。他坐在客厅沙发上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件香槟色真丝衬衫。左袖上一大片水渍干了之后的印子，布料皱缩起来。
“宋念。你到底想干什么。”
我换了拖鞋。把包挂好。
“什么干什么。”
“你问我衬衫是谁买的。你什么意思。”
我走进客厅。手臂上的纱布蹭过门框。
“没什么意思。就是尺码不对。”
他站起来。
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。”
“知道什么。”
“林蔓。”
我在他对面坐下。沙发是皮的吗，坐下时有轻微的摩擦声。
“你给她的第一笔报销单。办公用品，六万八。摘要是我见过最敷衍的假账。”
他的脸在没开灯的客厅里，只有窗外路灯光照进来的一小块。他喉结动了一下。
“你一直在查我。”
“我没查你。我只是把账做平。”
他坐回沙发上。两个人之间隔着茶几。那件衬衫躺在茶几上，水渍印子像某种地图。他伸手把那件衬衫拿起来，攥在手里。香槟色的真丝从他指缝里溢出来。
“她跟我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。”
“她不查账。”
我笑了一下。第一次笑。
“对。她不查账。她只花账。”
他松开手。衬衫落回茶几上。他站起来，走向玄关。换鞋，拿车钥匙。门开了，楼道的声控灯亮起来，白惨惨的光涌进来。他在门口停了一下。
“宋念。那杯水，是她不对。但你别太过分。”
门关上了。声控灯灭了。
我坐在黑暗里。手臂上的烫伤在纱布底下，开始痒了。我没挠。
茶几上那件衬衫，水渍印子已经干了。布料皱缩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像一只展开的蝴蝶翅膀。我把衬衫叠好，放进行李箱。然后打开手机，把“举报”文件夹里的文件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。237份。每一份都有日期、编号、来源。每一份都做了备注。我打开举报信模板，开始填。第一栏，举报人姓名。我打上自己的名字。第二栏，身份证号。一个字一个字敲。敲完最后一个数字，窗外有鸟开始叫。
天要亮了。
9.
搬家那天，我选了周三。周衍在打球。
老太太在客厅看电视。戏曲频道，咿咿呀呀地唱。她看见我拖着行李箱出来，愣了一下。
“念念，你去哪儿。”
“出差。”
“怎么没听衍衍说。”
“临时安排的。”
她看着我手臂上的纱布。旧了，边缘有点起毛，纱布下面的痂已经结硬了。
“你这手臂——”
“快好了。”
我拉着行李箱往门口走。老太太站起来，遥控器掉在沙发上。
“念念。”
我停住。她站在电视前面，戏曲频道的光映在她脸上，蓝汪汪的。
“那杯水。我看见了。”
我没回头。
“她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”
她走过来。拖鞋踩在地板上，啪嗒啪嗒。她抓住我的右手。她的手很热，全是掌心的汗。
“衍衍他——我管不了他。”
我把她的手轻轻拿开。
“阿姨。你不用管他。”
她嘴唇动了动。戏曲频道里锣鼓喧天。我把她的手放回她身侧。
“这三年，谢谢你教我煲汤。萝卜排骨，我现在会了。”
她没说话。我转身，拉开门。行李箱轮子碾过门槛，咯楞一下。电梯来了，我走进去。门关上前，听见老太太在屋里说了一句。隔着门，听不清。
电梯下行。一层一层。到一楼时，声控灯亮了。我走出单元门。阳光刺眼。小区门口，出租车在等。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，轮子上的泥蹭在保险杠上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。
“姑娘，去哪儿。”
“城西。”
车开动了。我没有回头看那扇十七楼的窗户。我知道窗帘拉着。
出租车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门口停下。六楼，没电梯。房东老太太姓吴，带我看房时穿一件碎花衬衫，头发烫着小卷。
“这房子以前是我闺女住的。她嫁到外地去了。”
她推开门。一室一厅，窗户朝南。下午的阳光照进来，地板上有一块暖黄色的长方形。窗台上有两个空花盆，土干裂了。
“我租三个月。”
吴老太把钥匙递给我。铜的，拴着一根红绳。
“姑娘。你一个人？”
“一个人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门关上。我把行李箱放倒，拉开拉链。最上面是母亲的遗照。黑白，扎两条辫子。我把相框拿出来，擦掉玻璃上的灰。放在床头柜上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正好落在她脸上。
我坐在地板上，把行李箱里的账本复印件全部拿出来。两百多页，按时间顺序铺满整张床。从001到237。我用了一个下午，把它们分成三摞。
第一摞：周衍和林蔓的财务问题。虚假报销，职务侵占，公款私用。第二摞：周氏的税务问题。阴阳合同，虚开发票，账外资金。第三摞：周国良的个人问题。行贿记录，利益输送，违规拿地。
每一页都有我的标注。红笔圈出异常数据，蓝笔写上对应的法规条款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本《税收征管法》，翻到某一页，用红笔在对应的证据上标注：三年以下。
吴老太上来送热水壶。她站在门口，看见满床的纸。
“姑娘。你这是——”
“工作。”
她把热水壶放在桌上。插上电，红灯亮了。水烧开时，咕嘟咕嘟响。吴老太下楼了。拖鞋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。我继续标注。红笔划过纸面，沙沙的。
10.
周衍发现我搬走，是在三天后。
我的电话打不通。微信显示红色感叹号。衣柜空了，洗漱用品没了，床头柜上结婚照只剩空相框。他给我父亲打电话，父亲说不知道。他给周国良打电话。
“爸。宋念走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“走了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东西都搬走了。电话拉黑。找不到人。”
周国良挂断。半小时后，周衍收到他的电话。
“回公司。马上。”
周衍到周国良办公室时，周国良正站在窗前。手里夹着烟，烟灰积了一长截。
“她手里有什么。”
“什么有什么。”
“账。她爸是干什么的你忘了？她是你娶回来的会计，你让她在家待了三年。你以为她天天在家干什么？插花？”
周衍站在门口。
“她没进过公司系统。”
“她不用进系统。你带回家的那些文件，你签过的字，你拿给她看过的合同。你记得吗。”
周衍不说话了。他想起那些加班到深夜的日子。书房门没关，宋念送茶进来，他把文件往旁边推。她放下茶，眼睛扫过桌面的速度很快。他当时没在意。现在想起来了。
周国良把烟按灭。
“你那个秘书。处理掉。”
“爸——”
“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”
周衍从办公室出来。走廊里，林蔓正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新的真丝衬衫，米白色。看见他，笑起来，嘴角的痣往上翘。
“衍，我刚给你泡的咖啡——”
“回你工位。”
她的笑容僵住。
“怎么了。”
“回你工位。”
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听见林蔓的高跟鞋声在走廊里远去。很轻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重。像钉钉子。
11.
林蔓开始催周衍离婚，是在宋念搬走后的第二周。
“她都走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。”
周衍靠在办公椅上，领带松开两扣。
“现在不是时候。公司这阵子——”
“公司公司，永远是公司。你答应过我什么。”
她从背后抱住他。下巴搁在他肩上，香水味钻进他鼻子里。柏林少女。宋念不用香水。
“衍。我不想再偷偷摸摸了。你说过会给我一个交代。”
他把她的手从肩上拿下来。
“再等等。等我爸那边——”
林蔓松开手。她退后两步，靠在文件柜上。文件柜的铁皮冰凉，隔着真丝衬衫渗进来。
“周衍。我等了你两年。两年。你知道两年能发生多少事吗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不知道。”她站直了，“你不知道我每次去你们家家宴是什么感觉。你老婆坐在对面，你妈把好菜都放在我面前，你爸给我夹菜。你以为我在享受吗。”
周衍看着她。
“你在享受。”
她嘴角的痣动了动。
“对。我在享受。因为我从小到大，没人在饭桌上给我夹过菜。我妈在菜市场卖鱼，我放学去找她，她扔给我一条死鱼，说回家煮了吃。你懂那种感觉吗。”
周衍没说话。林蔓拿起包，走向门口。
“我给你一个月。够你跟你爸交代了吧。”
门关上了。周衍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。百叶窗的叶片斜着，光线切成一条一条落在地板上。他想起宋念第一次来他办公室送合同那天。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牛皮纸信封。他把林蔓支出去，接过信封，拆开。合同条款她都用铅笔标了注。他当时想，这女人真细心。后来他想，太细了。细得让他害怕。
桌上的座机响了。他接起来，是周国良。
“税务局刚才来电话。下周来稽查。你把你手头的东西整理一下。”
“查什么。”
“不知道。例行稽查。但我闻着味儿不对。”
电话挂了。周衍握着听筒，忙音嘟嘟响。他把听筒放回座机。手指碰到林蔓落在他桌上的咖啡杯，凉的。杯沿有她的口红印。
他想起宋念离开前最后一句话。
“那件衬衫，尺码不对。”
他拿起咖啡杯，扔进垃圾桶。口红印朝上。
12.
我在出租屋写举报信写了一个星期。
白天写，晚上去便利店买饭团和咖啡。收银台的姑娘认识我了，说“姐你又加班啊”。我笑一下。饭团是金枪鱼的，微波炉转三十秒。咖啡是美式，不加糖。收银姑娘每次都把积分给我积上，虽然我没办会员卡。
举报信不是一封。是三封。给税务局一封，给市场监管局一封，给纪委监委一封。每一封都要用不同的写法。税务局那封侧重虚开发票和偷税。市场监管局那封侧重虚假合同和利益输送。纪委监委那封侧重周国良的行贿记录。
我花了一周时间。在出租屋的折叠桌上，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照亮我的脸。键盘敲到深夜，吴老太在楼下咳嗽，声音穿过楼板传上来。有一次她上来送西瓜，切好的，装在一个搪瓷盘子里。
“姑娘，别熬太晚。眼睛要坏掉的。”
她把西瓜放在电脑旁边。西瓜汁从切面渗出来，染红了搪瓷盘底。我叉起一块，咬了一口。不甜。
“吴阿姨。你闺女嫁到外地，你去看过她吗。”
她站在门口，碎花衬衫的领口翻出来。
“去过一次。她婆家不让住。住了两天宾馆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不去了。她回来我也不让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”
她下楼了。拖鞋声一下一下。我继续写。写到“蔓林商贸”那一段时，我把电话录音的文字稿附在后面。“什么林总，这里是卖带鱼的。”打印出来时，那句话在纸上看着更刺眼。
举报信写完那天，凌晨两点。三封信，装订成三册。每册都有目录，有附件清单，有证据复印件。我用手机拍了封面。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。照片里三封信并排放在折叠桌上，封面上我的名字端端正正。
然后躺到床上。手臂上的烫伤已经结痂了，粉红色的新肉凹凸不平。我用手摸了摸。不疼了。痒。
睡不着。窗外的月亮很圆，跟中秋节那天一样。我把手机拿出来，翻到父亲上次发的那条消息。
“念念。你快乐吗。”
我回了一条。
“爸。快了。”
他秒回。
“注意安全。”
13.
打印店在老街拐角。老板姓周，五十多岁，秃顶。我第一次去，他把U盘插进电脑，打开文件夹。看了一眼。
“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材料，这么多页。”
“工作材料。”
他滑了滑鼠标滚轮。文件列表往下走了很久才到底。
“三百多页。你确定都要打印？”
“打三份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。然后拿起电话，冲里屋喊。
“老婆，把A4纸搬出来！整箱的！”
打印机开始工作。绿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。纸张从进纸口吸进去，从出纸口吐出来，带着温度。油墨的味道弥漫开来，有点像烧焦的塑料，又有点像雨后的泥土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举报信一页一页成型。封面上的名字——宋念。印在纸上的时候，比在屏幕上看更正式。
打印到一半，打印机卡纸了。周老板打开侧盖，把皱掉的纸抽出来。
“这破机器，打重要东西就卡。”
他把卡纸的那一页重新打印。我捡起皱掉的那张，是证据编号147。周衍签字的用款申请单。我把纸抚平，折痕还在。周国良的名字从折痕中间断开。
三个小时后，全部打完。周老板把三摞纸墩齐，装订。订书机按下去，咔，咔，咔。他把三册递给我，沉甸甸的。
“姑娘。你是律师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记者？”
“不是。”
他没再问。我把钱付了，抱着三册举报信走出打印店。门铃叮咚一声。外面阳光刺眼，晒得柏油路面反光。
邮局在打印店斜对面。我把三封信放在柜台上。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，打着哈欠，接过信称重。她看了一眼收件地址。市税务局稽查局。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。市纪委监委信访室。
“平信还是挂号。”
“挂号。”
她撕下三张挂号信回执，盖了邮戳。邮戳上的日期是今天。她把回执递给我，我收好，放进口袋最里面。
走出邮局时，天已经暗了。路边卖烤红薯的出摊了。铁皮炉子里的炭火还是红彤彤的。我买了一个，摊主用报纸包好递过来。剥开皮，薯肉冒着热气。咬一口，甜的。
我站在邮局门口，把三张挂号回执拿出来，对着路灯看。邮戳的油墨还没完全干，用手指轻轻蹭了一下，糊了一点点。我把回执折好，放回口袋。手机震了。
父亲。
“寄了？”
“寄了。”
“回来吃饭吗。”
“下周。我买票。”
“给你炖排骨。”
电话挂断。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照在我手臂的疤痕上。粉红色的新肉被灯光一照，颜色变深了，像旧的。我吃完红薯，把皮扔进垃圾桶。红薯的炭火气还留在手指上。
14.
举报信寄出后，我开始等。
每天去便利店买饭团，收银姑娘还是会给我积那个不存在的会员卡的分。有一天她忽然问：“姐，你不喝美式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拿的是拿铁。甜的。我放回去了，换回美式。她说“我帮你积着分呢”。我笑了。
等的那几天，我把母亲的《税收征管法》翻了一遍。封皮卷边的地方，她用透明胶粘过。透明胶泛黄了。书页里夹着她手写的笔记，蓝色圆珠笔，字很小。某一条旁边写着“三年以下”。她画了一个圈。
第七天。上午十点。手机震了。不是电话，是新闻推送。标题很短：《市税务局稽查局对周氏集团开展立案调查》。我把新闻点开，只有三句话。没有细节，没有我举报信的任何一个字。只有“周氏集团”四个字。
我把手机关掉。然后打开，又看了一遍。再关掉。
第十天，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来了。周氏旗下三个项目的施工许可证被暂停。新闻配图是工地大门，贴着白色封条。门卫蹲在封条旁边抽烟。第十三天，纪委监委的消息。周国良被带走“协助调查”。配图是他从写字楼出来的照片。白衬衫，没有外套。他用手挡了一下镜头。手指张开，指缝里露出半张脸。
我把每一张新闻截图都存进文件夹。不是“证据”文件夹，是新文件夹。名字叫“账平了”。
15.
周衍在电话里听到“蔓林商贸”四个字时，正在办公室整理税务局要的材料。
财务总监老赵站在他对面，手里拿着一沓凭证。最上面那张，是蔓林商贸的咨询合同。金额一百二十万。老赵的手有点抖。
“周总，税务局的人问，这家公司的法人是谁。”
周衍接过来。合同上林蔓母亲的名字，打印的宋体字。
“咨询公司。正常业务往来。”
“他们说——法人的女儿，是您的秘书。”
周衍把合同放下。
“所以呢。我秘书的母亲不能开公司吗。”
老赵没说话。他把另一张纸递过来。蔓林商贸的银行流水。周衍接过去。一百二十万进账当天，转了六十万到一个个人账户。林蔓。备注“分红”。剩下六十万分几笔取现，备注“工资”“差旅费”“办公用品”。
他盯着那张流水单。林蔓的名字在上面，一行一行。字体很小，但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老赵站在旁边，呼吸声很重。
“周总。税务局的人还在会议室。他们要见您。”
周衍把流水单折起来，放进口袋。
“跟他们说我不在。”
他拿起车钥匙，走出办公室。走廊里，林蔓的工位空着。电脑屏幕黑着，桌上那盆绿萝只剩土。他经过时，鞋底踩到什么东西。低头。一枚耳钉。珍珠的。林蔓第一天来上班时戴的那颗。他弯腰捡起来。耳钉背面沾着灰，他用拇指擦了擦。灰擦掉了，珍珠上有一道划痕。
他把耳钉放进口袋。和那张流水单一起。
16.
联合执法那天是周四。
上午九点半。周国良在会议室接待客户。门被推开，行政经理小刘走进来。脸是白的。她俯在周国良耳边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压得很低。周国良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，茶水洒在会议桌上。他没有擦。
楼下，三辆执法车。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、公安经侦。车身是白的，蓝条。领队的是税务局稽查局的一个科长，姓徐，四十出头，平头。他出示了搜查令。
“周国良在吗。请配合调查。”
前台小姑娘被围在中间，手忙脚乱地翻访客登记表。徐科长没等她。执法人员分成三组。一组去财务室，一组去档案室，一组封存电脑主机。财务部的员工被要求留在工位上。键盘声停了。整层楼只剩脚步声和装文件的纸箱拖过地板的摩擦声。
周衍从办公室冲出来，站在走廊往下看。大堂里站满了穿制服的人。财务室的门大开着，凭证一箱一箱往外搬。纸箱是临时找的，侧面印着“周氏集团”的logo。他想下楼，被周国良的秘书拽住。
“周总让您别下去。从后门走。”
后门也有执法人员。穿蓝色制服，低头看手机。他走不了。
周国良被请进他自己的办公室。门关上了。百叶窗拉下来，看不见里面。财务总监老赵被带走时，经过周衍身边，没看他。老赵的手里什么都没拿。他的办公室钥匙还插在门上，晃来晃去。
周衍站在原地。走廊里人来人往，没人跟他说话。他拿出手机，拨林蔓的号码。关机。发微信。红色感叹号。他点开她的头像。朋友圈变成一条横线。
他走进她的工位。桌上那盆绿萝彻底枯了，叶子卷成褐色的一团。抽屉半开着，里面有几支口红、一包纸巾、一张他的照片。照片上她涂了口红，亲了一下，留了一个唇印。他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写着四个字。
“衍，等我。”
他把照片放进口袋。和珍珠耳钉、流水单在一起。
窗外，执法车的红蓝灯还在转。光映在对面的玻璃幕墙上，一闪一闪。
17.
周国良从办公室出来时，是一个小时后。
他没坐电梯。走楼梯。一步一步。周衍在楼梯间找到他。他靠在墙上，手里夹着烟。楼梯间的窗户很小，铁栏杆锈了。烟从他指缝里升上去，被窗户缝隙的风吹散。
“爸。”
周国良没抬头。
“蔓林商贸那笔账，是你批的？”
周衍没说话。
“一百二十万。你签的字。”
“她——”
“你别说是她让你签的。”周国良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鞋底碾灭，“笔在你手里。字是你签的。你就是责任人。”
周衍靠在另一面墙上。父子俩之间隔着两级台阶。
“税务局的人说，举报信写得很专业。每一条引用都标了法规条款。证据按日期编号，从001排到237。”周国良抬起头，“你娶了个好老婆。”
周衍的手指蜷起来。
“她在哪。”
“不知道。举报信上的联系地址是城西一个老小区。寄信地址。人不在那儿了。”
“她——”
“她没有躲。她是实名举报。每一封信都写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。”周国良站直了，“她不是想躲。是想让我们知道。这笔账，是她平的。”
周衍没说话。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。两个人在黑暗里站着。周国良跺了一下脚。灯亮了。他往楼下走。走了两级台阶，停下来。
“你那个秘书。处理干净。”
脚步声往下。越来越远。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，又一层一层灭掉。
18.
周衍找到宋念的出租屋，是在第四天。
吴老太在楼下择菜。豆角，一根一根掰断，筋抽掉。周衍的车停在巷口，黑色奔驰，跟老小区的晾衣绳和空调外机格格不入。他拿着宋念的照片，打印出来的，像素模糊。
“阿姨，这个人住这儿吗。”
吴老太抬眼。照片上的女人清瘦，锁骨明显。
“不认识。”
“您再看看。”
她把豆角放进搪瓷盆里。豆角断口渗出汁液，沾在她手指上。
“小伙子。这姑娘欠你钱？”
“不是。她是我——”
“不管你是谁。她搬走了。”
周衍把照片收起来。吴老太端起搪瓷盆，站起来，盆底的水滴在地上。
“她走的时候留了一样东西。让我碰到你的时候给你。”
她进屋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递给周衍。信封没封口。
周衍打开。里面是结婚证。翻开。他和宋念的照片，钢印压过两个人的脸。他把结婚证放回信封。信封背面有宋念的字。
“账平了。不用找了。”
周衍把信封捏在手里。吴老太已经进屋了。门关着，门帘是竹子的，被风吹得哗哗响。他站在楼下。楼上有人在阳台浇花，水从花盆底孔漏下来，滴在他脚边。他往旁边挪了一步，又挪回来。上车。发动机响。车开走了。巷子里晾的床单被风鼓起来，像帆。
19.
林蔓离开这座城市那天，下了小雨。
她只带了一个行李箱。爱马仕的包背在身上，用透明塑料袋罩着，怕淋雨。火车站的安检排了很长的队。她把行李箱放上安检传送带。箱子进去了。她从安检门走过，没响。
候车室。她找了一个塑料椅子坐下。旁边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在吃泡面，叉子叉起面条，吸溜吸溜。林蔓把手机拿出来，打开银行App。余额还有十二万。周衍的那张信用卡已经被冻结了。她试过，POS机上显示“交易失败”。
她把爱马仕包从塑料袋里拿出来。包底的皮磨了一道印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蹭的。她用拇指擦了擦，擦不掉。翻过来看，内衬的logo印得歪歪扭扭。她盯着那个logo。周衍送她的时候说，专柜买的，六万八。她信了。她没去专柜验过。怕验了就不敢背了。现在在火车站的日光灯下，那个歪歪扭扭的logo格外刺眼。
检票了。她站起来，行李箱的拉杆拉出来，卡住了。她用力拽，咔一声，拉出来了。检票口，身份证放在闸机上，绿灯亮。她走进去。
站台上，风很大。她裹紧外套，真丝衬衫的领子被风吹得翻起来。她用手压住。车来了。她上车，找到座位，靠窗。把行李箱举上行李架时，旁边的人帮了她一把。
“谢谢。”
那人点了一下头，戴上耳机。
车开了。窗外的站台往后退，越来越快。她靠在座椅上，打开手机相册。翻到一张照片。是她和周衍。她亲在他脸上，唇印清晰。日期是去年。她把照片删了。系统问“确定删除吗”。确定。照片消失了。
她把手机关掉。窗外的雨大了，雨水在车窗上拉成横线。她手臂上有一小块烫伤的疤，是给周衍煮咖啡时烫的。很小，比宋念手臂上那片小得多。她摸了摸那小块疤。然后把手缩进袖子里。
20.
我在城西的出租屋住满三个月的那天，吴老太上来敲门。
她端着一碗汤圆。黑芝麻馅的，浮在白瓷碗里。
“今天十五。一个人也要吃。”
我接过来。汤圆很烫，碗底垫着一块折叠的毛巾。我坐在折叠桌前吃。咬开，黑芝麻馅流出来。甜的。吴老太站在门口，没走。
“那个小伙子来找过你。”
勺子碰了一下碗沿。
“你把东西给他了。”
“给了。结婚证。”
“谢谢。”
吴老太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“姑娘。他配不上你。我第一眼就知道。”
汤圆吃完了。碗底剩了一点汤，白色的，漂着几粒芝麻。我把碗放下。
“吴阿姨。你闺女嫁到外地，后来回来过吗。”
她靠在门框上，碎花衬衫的袖口磨毛了。
“回来过。去年过年。带了个孩子。她婆婆没来。”
“你高兴吗。”
“高兴。但没让她多住。住久了，婆家有话说。”
我看着碗底的汤。芝麻粒沉在下面。
“吴阿姨。我不会让你闺女那样的。”
她没说话。把碗收走了。下楼时，拖鞋声在楼道里一下一下，比平时慢。汤圆的热气还留在胃里，暖的。我打开手机，把“举报”文件夹移到回收站。系统问“确定删除237个文件吗”。我点了确定。文件夹空了。我没有清空回收站。留着。
窗台上的空花盆，我种了一株绿萝。吴老太给的，说“这东西好活，不用管”。绿萝的叶子从花盆边缘垂下来，绿的。有一片新叶子，卷着，还没展开。
21.
周氏的案子结案是在半年后。
周国良因偷税和行贿被判了。周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——主要责任在周国良。但他被限制高消费，不能坐飞机高铁。公司破产清算后，他找了几个月工作，最后在一家代账公司做外勤。底薪四千，每天骑着电动车跑税务局。
第一天上班，他领了一个蓝色头盔，侧面印着公司logo。头盔有点小，扣带勒着下巴。他的工位在角落，桌上放着一盆绿萝。他看了一眼，把它挪到窗台上。
第一次去税务局排号，他拿了127号。前面还有四十三个人。大厅里的椅子坐满了，他靠在墙上。旁边是一个代账公司的同行，三十多岁，头发烫着小卷。她看了他一眼。
“新来的？”
“嗯。”
“以前没干过外勤吧。看你晒得还不够黑。”
他没接话。窗口叫号了。125号。还差两个。他把手里的申报表又翻了一遍。申报表上的字是向右倾斜的。周衍签的字。以前签几百万的合同，现在签几千块的申报表。笔是一样的。字迹是一样的。只是数字不一样。
叫到127号。他走到窗口。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姑娘，接过申报表，扫了一眼。她把表推回来。
“这里填错了。回去重填。”
他拿着表，走出大厅。门口太阳很大，晒得头盔里面的泡沫垫发烫。他把头盔摘下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把表垫在膝盖上改。笔没水了，甩了两下。继续写。写完最后一个数字，甩笔的那一下在纸角留下一个墨点。
他盯着那个墨点。
22.
林蔓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服装店。
门面是她妈在菜市场旁边帮她租的。以前是卖水产的，墙上还有鱼腥味。她刷了两遍乳胶漆，味道盖住了。开业那天，她妈送来一个花篮。红玫瑰配满天星，插在塑料支架上。
“好好干。”
她妈在围裙上擦着手。
林蔓把花篮摆在门口。花瓣被风吹落了几片，粘在玻璃门上。她没去扫。
店里卖女装。她去省城进的货，仿牌，标价翻三倍。第一个月卖了几件，赚了两千。第二个月，有人来买了一件香槟色真丝衬衫。她打包时，手指碰到布料。凉，滑。和她穿过的那件一样。她把衬衫叠好，装进纸袋。顾客付了钱走了。她站在柜台后面，把收银机的抽屉推回去。抽屉卡住了，她用力推，硬币在里面哗啦响。
后来服装店被举报了。卖仿牌。罚了三万。她把店关了，剩下的衣服打包，塞进编织袋，堆在她妈的鱼摊后面。编织袋上沾了鱼鳞。
她在县城商场里租了一个美甲摊位。两张桌子，一盏烤灯。第一个客人是个年轻姑娘，要做酒红色，镶一圈小钻。她低着头，指甲油刷子很细，一笔一笔。烤灯照在手背上，烫的。客人走的时候说“做得挺好”。她把工具收进消毒柜。镊子掉在地上，弯腰捡起来时，看见自己手腕上那块烫伤疤。很小，比宋念手臂上那片小得多。
她当时烫伤，周衍给她买了一个包。爱马仕。六万八。她把包卖了，买主说“这个是仿的”。她没回。她自己也不知道了。
23.
两年后的春天。
我的财务咨询公司开业了。门面在城西，三十平米，玻璃门上贴着一行字：念念财务咨询。开业那天没搞仪式。我站在门口，用手里的钥匙把玻璃门上的灰刮掉。灰是装修留下的，白色的。钥匙划过玻璃，发出吱的一声。
第一个客户是隔壁水果店的老板娘。她拿着一沓皱巴巴的进货单进来，放在我桌上。进货单边缘卷起来，沾着葡萄汁的印子。
“姑娘，帮我看看这账对不对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”
我接过来。计算器，一张一张对。算到第三张时，计算器上的数字和她的账本对不上。差了一千二。我往回翻，找到一张进货单，运费算了两次。
“这里。多记了一笔运费。你被多收了一千二。”
老板娘一拍大腿。
“我就说嘛！那个送货的老刘，每次都说运费涨了。”
她站起来，从门口拎进来一袋橘子。自家进的，橙黄色的皮上还有叶子。
“姑娘，拿着吃。甜。”
我剥了一个。甜的。橘子汁沾在手指上，黏黏的。
半年后，公司从三十平米扩到一百二十平米。员工从我一个人变成六个人。我专做税务合规和财务咨询，不做假账，不帮人偷税。有客户不理解，说“别人都能做你怎么不能”。我说那你找别人。他走了，后来又回来了。
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。父亲写的。“账不平，就要找平。”框在玻璃后面。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，是用绒布擦那个相框。玻璃擦得亮亮的，能照见自己的脸。
有一次擦相框时，手机震了。父亲。
“念念。今天你妈生日。别忘了。”
“没忘。买了洋甘菊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
“你公司怎么样了。”
“挺好的。下个月开第二家。”
“别太累。”
“不累。”
挂掉电话。我把相框挂回去。相框旁边贴着三张挂号回执。邮戳的日期是同一天。油墨已经褪色了，但还能看清。我用手按了按，回执的边角翘起来，我又把它按回去。
24.
周衍在税务局大厅看见我，是一个周三的下午。
他后来跟老杨说——老杨是他代账公司的同事，坐在他旁边工位。那天他替客户补申报，拿了号，坐在塑料椅子上等。大厅里人多，空调坏了，闷热的。他解开头盔带子，头盔放在膝盖上。叫号屏上的红色数字一跳一跳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背影。
清瘦。短发。左手小臂上有一片淡色的疤痕。她站在窗口前，正在递材料。手指修长。她把材料从文件袋里抽出来，一页一页，放在柜台上。工作人员接过去，翻了翻，盖章。她把盖好章的文件收回去，装进文件袋。拉上拉链。
她转身时，周衍躲到了柱子后面。柱子是大理石的，凉。他肩膀抵着柱面。她从柱子旁边走过。身上有很淡的洋甘菊味道。不是香水。是洗衣液。
她没有看见他。走出税务局大门。阳光很好。她的影子在地上拖了一段，然后被门外的台阶挡住，看不见了。
周衍从柱子后面走出来。手里的号码牌被汗浸湿了，软塌塌的。叫号屏叫到他的号。他走向窗口，把材料递进去。工作人员接过去。
“怎么湿了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工作人员把材料放在一边晾了晾。他站在窗口前。玻璃上贴着一层防爆膜，外面的街景灰蒙蒙的。他回过头，税务局大门外，阳光铺满台阶。什么都没有。
25.
念念财务咨询开业两周年那天，我给自己放了一下午假。
去花店买了一束洋甘菊。老板娘用牛皮纸包好，系一根麻绳。我把花放在副驾驶座上。花瓣被空调风吹得轻轻颤。车开往城郊。路两边的杨树开始落叶了，黄叶子被车轮卷起来，在路面上打旋。
墓园在城郊的山坡上。我把车停在山脚，走上去。台阶两边的柏树修剪过，有树液的气味。母亲的墓在第十二排。墓碑上她的照片，黑白，扎两条辫子。我把洋甘菊插进碑前的石瓶里。瓶子里还有上次的花，干了，花瓣一碰就碎。
我坐在墓碑旁边。台阶上的青苔干了，灰绿色的。我用手摸了摸。
“妈。账平了。”
墓碑上的女人笑着。
“公司开了第二家。爸身体还好。上周他来看我，带了你做的萝卜干。还是那么咸。”
风从山坡下面吹上来。洋甘菊的花瓣被吹落一片，落在墓碑基座上。
“我没再婚。不是怕。是还没遇到。”
太阳往西斜了。墓碑的影子慢慢拉长。
“那杯水。不疼了。留了疤。我有时候会摸它。”
我把手臂伸出来。阳光照在那片疤痕上，颜色比周围皮肤浅。我用手指摸了摸。光滑的。不疼了。偶尔阴天会痒。我不挠了。
“妈。你说的对。账不平，就要找平。我找平了。”
我站起来，把墓碑上的灰拍掉。手指碰到照片上她的脸，石头是凉的。下山时，夕阳在我背后。影子走在前面。
番外一·吴老太
吴老太的闺女去年过年又没回来。
打电话说婆婆病了，走不开。吴老太说“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”。挂了电话，她把准备好的腊肉和香肠收进冰箱。冰箱门关上时，她看见冰箱贴上夹着一张照片。是她闺女结婚那年拍的，穿红旗袍，笑得露出牙龈。
她把照片拿下来。擦掉玻璃上的灰。然后去给绿萝浇水。窗台上那盆绿萝是宋念留下的。走的时候说“吴阿姨，这个给你”。她养了两年了，藤蔓从窗台垂到地板。新叶子一片一片冒出来。
浇完水，她坐在藤椅上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膝盖上。她拿起蒲扇，一下一下扇。
番外二·老赵
老赵在周氏破产后，去了一家小会计师事务所。
做审计。月薪五千。比原来少了一半多。他每天骑共享单车上班，车筐里放着公文包。有一天他在客户公司查账，翻到一张发票。摘要写着“办公用品”，金额六万八。没有合同，没有入库单。
他的手停了。然后继续翻。翻完，他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。
晚上加班，他把那张发票的复印件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没写字。他抽屉里还有几个这样的信封。每个里面都装着折角的发票复印件。他没有寄出去过。他只是存着。
番外三·疤痕
林蔓在美甲店干了一年，攒了一点钱。
她把爱马仕包从柜子最深处翻出来。包底的皮磨得更花了，logo歪着。她拿到二手店去问。店主翻过来看了一眼。
“仿的。不收。”
她拿回去了。晚上把包放在沙发上。猫跳上来，在包上踩了几下。她没有赶。猫踩累了，窝在包上睡着了。她把灯关了。
手腕上那小块烫伤疤，在黑暗里看不见。
番外四·账平了
念念财务咨询开到第三年，我收到了周氏的结案通知书。
文件寄到公司，牛皮纸信封，盖着法院的邮戳。我拆开，逐页看完。然后把它和那三张挂号回执放在一起。
下班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关掉办公室的灯。玻璃门上的字被路灯照亮——“念念财务咨询”。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锁门。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。
手臂上的疤痕在路灯下，颜色很淡。
我摸了摸它。
转身。
往家的方向走。
**全文完**